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一踏上斗争之途就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就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

一、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动力就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存在不同的形式。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民族化,才能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出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国家就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上几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已经证明此点。因此,我们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特殊和一般本来是相互联系不可分裂的,分裂就脱离了客观真理。客观真理是表现于一般与特殊之一致的,没有特殊,一般就不存在,没有一般,也不会有特殊。”由此看来,理论联系实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和特殊相联系规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而实现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与共产国际领导方式的改变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显示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但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它也经历了幼年、成长和成熟时期。在其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存在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会犯一定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两次革命战争的失败之后,从各方面都开始走向成熟。

一是中共领导人的成熟。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如陈独秀、王明等,都不自觉地犯了右或左的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失误和挫折。历史证明,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优秀领导集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历史的选择,是毛泽东本人成熟的必然结果。

二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经受了锻炼,其思想也逐渐成熟。延安时期,毛泽东写下了大量著作,如《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

三是党的军队的成熟。在经历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对军队的领导和建设,长期的革命战争锻炼出一支能征善战的军队。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8万红军从江西出发,沿途消耗殆尽,到达陕北后红军只剩下2000余人。但经历了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最终把革命火种保留了下来。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逐渐成熟,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主体保证。

三、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累

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从建党初期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但在那个时候这种探索还处于不自觉和无意识的状态,还没有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任务和要求。在中国革命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民众中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翻译和出版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创办了一批进步刊物,比如有《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它实际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种实践形式和物质渠道。无论如何，其经验教训都给中国革命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也给毛泽东以后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量变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即会达到质变飞跃,而质变的一个标志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历史性口号的提出。

四、抗日战争的紧迫形势与王明的右倾错误

从1931年开始,日本加快了侵华的速度。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着最深重的民族危机。为了抵制日本入侵,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建立了统一战线,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193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 ,正式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1936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下,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内战,从此初步形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新局面。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为团结抗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就中共党内来说,首先要在思想上得到统一,而这个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全党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指导之下。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带回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散布其右倾教条主义思想,并反对洛川会议确立的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提出“两个一切”的右倾主张,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当时党内很多同志认识不清,客观上助长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后来说道,“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洛川会议我提出抗战后主要危险是右倾,大家都没有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到达苏联后,向共产国际客观地、如实地进行了汇报。1938年7月,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肯定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全党的努力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反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市人防 石洋